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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色印记
熊雁*
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红军”这个词，心中就陡然浮现出一个身上带有红色记号的“天兵天将”之类的神物。慢慢才明白，红军是普通人，是一支理想远大、信念如磐、意志如钢的军队。
那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红军，是因为红军部队在我们家宿营过。奶奶说，他们打着绑腿、穿着灰布衣服，戴着红色的领章帽徽，拿银元向老百姓买腊肉、粉子面（糯米面），自己搭灶煮饭。到夜间，到处都是抱着枪、人挨人和衣而眠的红军。我后来才知道，那是1935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二，立春，他们从四川省叙永县一个叫石厢子的地方过来。此夜，党中央在离我们家一公里多的“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们进行分工，实现了“博古交权”，毛泽东开始从实际上拥有了军事领导地位。
奶奶讲：“红军第二天离开水田寨后，没过几天，又来很多，几个山垭口都有黑压压的红军……”后来学历史，这应该就是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动作了。奶奶还讲到，过了好长时间，当地民团抓到几个“掉队”的红军，有的当“活靶子”打，有的将头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其实，这不是“掉队”的红军，应该是留下来发展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了。
老百姓将敌人打死的红军掩埋在哪里，我没有记住。不过，自我记事时起就知道，靠近我们水田粮管所门口的大路坎上，有一座“红军坟”。我们经常去那里割猪草，或者每一次从那里路过，都要驻步看看红军坟。这座红军坟是用 “毛石”围砌而成，尽管用石灰浆勾缝，但坟体还是到处裂着“大口”。坟前有一块石碑，碑上方中央凸显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是一竖排仿宋字：“中国工农红军烈士之墓”，该竖排字左右分别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成为我最早会背诵的毛主席诗句。这座红军坟埋的是谁，碑上没有记载。因为有大队干部经常用红油漆将碑上刻的字描红，这座红军坟就成了我幼时好奇、观赏和学识字练字的地点之一。
大约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1975年），班主任吴崇武老师教我们唱了一支歌，歌词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和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吗？不能抛弃吗？”后来“读毛主席的书”，才发现这歌词几乎是毛主席的原话。当时我们不懂什么是“革命先烈”，吴老师说，比如牺牲的红军就是。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976年），大队决定在我家房屋左下方30多米远的位置修建“水田红军烈士墓”。这个地点，解放前是名扬“鸡鸣三省”的恶霸地主郑耀东家的花园。花园的主人早已因“解放”这个大事件“灰飞烟灭”，其房地产归社会主义公有。花园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但这里却还有一棵柏树和一棵山茶花。柏树树干周长近2米、高3米多，凸凹粗糙的树皮到处渗着油脂，父亲常收集做松香替代品。柏树树冠因柏叶浓密紧凑成团形，整棵树冲向半空呈椭圆蘑菇状，老天下雨时，我们常躲在它下面继续玩耍。距柏树西面六、七米远的地方，是与柏树平行的山茶花。山茶花树干粗壮别扭、光滑而结实，树冠枝繁叶茂、发达而内敛，全身总高不足3米。这棵山茶花每年3月底4月初开花，不仅花期长，而且会呈现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朵，每到开花季节，人们都会聚集观赏。这时候，热心公益的“好事者”总是会弄一些荆刺栅拦在茶花树下面，以防止有人采摘茶花。但是，顽劣的我们总是会消除障碍、力克阻挠爬上树冠，攀
折一两枝带着嫩叶的花骨朵，拿回家插入装着清水的玻璃瓶，天天看着山茶花渐渐绽放。大队决定将烈士墓建在这里，而且修在柏树与山茶花之间正中位置，墓碑“坐南朝北”，这应该是崇敬红军的朴素之义。
水田红军烈士墓，主要由从下到上五个部分组成的墓碑，以及紧贴墓碑背面、由墓碑遮掩的上下两层呈“品”字形的三个墓穴组成。碑的第一部分上面的字，内容与粮管所旁边红军坟一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仍然没有烈士的姓名。第二部分是横放在第一部分之上的一块条形石板，上面是 “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永垂不朽”的两端，各竖着镶接了一块石条，石条上分别写有“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第三部分是一块正方形石板，两边各镶接一根石柱，石柱上分别写有“千秋歌英烈”“万载颂红军”，石板中的文字是：“气贯长虹映河山，红军英名万古传，继承革命先烈志，高歌猛进永向前”。第四部分，是横着的一根石条，上书“气壮山河”，在石条的两端，各刻有一朵向日葵，面朝“气壮山河”，也像是呼应上面第五部分的“太阳”。第五部分是墓碑最顶端，通过一个高约40厘米石墩过渡后，呈现出一个直径50多厘米的圆盘，“盘”中凸显出一个立体五角星，空白处刻有云朵图案，而整个“盘”又像是一轮破云而出的太阳。五角星经红油漆渲染，整座墓碑格外威武雄壮。
红军烈士墓碑上的所有文字和图案，都是一个叫熊绍清的鳏夫錾刻的。熊绍清平时是个理发匠，不知什么原因终生未娶。我每次花两角钱请他理发，觉得他属于老实本分之人，但后来他有两点特别让我刮目相看并肃然起敬：一是修墓那阵子，我每天都要去观看他錾字，发现他居然身怀绝技。另一件事是，在那个艰难度日的年代，他一直陪伴、伺候自己母亲，将母亲养老送终。
墓碑修好后，墓碑前面的一大块庄稼地开辟成了坝子，坝子靠近墓碑过渡台面的保坎处，左右各有一丛从地底自然冒出的石头，像沙盘中的小山包，人们说这是“站岗”护卫红军烈士的两只“狮子”。坝子的上空，几乎被一棵上百年的核桃树“遮天蔽日”地罩着。这棵核桃树一直在旺盛地生产核桃，每到成熟待采的秋收时节，只要刮风下雨，我们在地上总会有捡拾不完的惊喜和收获。这块坝子，不仅是人们前来祭奠红军的集聚地，平时也是周围老百姓纳凉休闲和我们这些顽童打闹的极佳场所。
红军烈士墓全部工程竣工后，大队决定在“八一”建军节这天举行红军遗骸安葬仪式，碑上落款的“立碑”时间也就是这个时候。安葬在烈士墓内的三具红军遗骸，其中一具是把粮管所旁边的红军坟迁过来，另外两具是从大队办公房顶楼上的两个木箱中取出来的。关于这两具遗骸的来源，若干年后我才了解到，1972年，水田格照坝一个叫罗连海的农民向大队支书、革委主任郑绍杰检举揭发：当年红军经过水田格照坝后，投靠郑耀东的地主郑光全，指使其佃户郑绍成将两个“掉队”的红军杀害，红军未当场死亡，郑光全又指使郑绍成将这两个红军活埋。郑绍杰一边向上级汇报这一情况，一边立即带人找到郑绍成，责令郑绍成将两名红军的遗骸挖了出来，暂时放在了大队的办公房内。
“八一”建军节举行安葬仪式这天，若干男性农民抬着三付简易棺材在前面缓慢地走，附近的社员群众和学校全体师生集合排成长队，在后面庄重地护送。最前面一直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带队的大队干部和老师此起彼伏的带头喊着口号。送行队伍从大队出发，绕道粮管所，穿过新街再到达墓地。三具棺材放入两层呈“品”字形的三个墓穴后，所有送行队伍在墓碑前面整齐肃立，在大队领导的带领下，向烈士行默哀礼，然后听领导致悼词。这是我第一次经历 “公祭”活动，一个多月后又经历了一次，是毛泽东主席逝世，这第二次，大队会场到处都是哭声。
水田红军烈士墓的点点滴滴是我一生无法抹去的印记。我不到12岁上初中后，就逐渐远离老家，到现在已有44年。当年，水田红军烈士墓一度被我当做“家乡美”的佐证之一，随时向同学极力炫耀，有时还有模有样的将它仔细绘在纸上展示给大家。初中、高中有好几个同学在我的宣传鼓动下，不辞山高路远，兴致勃勃的和我到老家参观。而现在，水田红军烈士墓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早在1989年，县政府直接将这里拆除，重建为“水田红军烈士陵园”，里面的原墓碑已面目全非，更加高大雄伟的墓碑，在 “红军烈士墓碑”几个硕大鲜红的隶书字映衬下，显得耀眼夺目。里面的红军遗骸仍为合葬，但增加了两人，而且都考证出了姓名。他们是：龙厚生，湖南茶陵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曾春鉴，湖南湘乡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参谋长；刘少成，四川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大队长；李青云，江西莲花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派员；董玉青，江西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队长。其中，龙厚生的头颅被敌人砍下示众后拿去邀功请赏，不知去向。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闪耀着先烈们把初心使命扛在肩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信念、不拍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我的故乡水田寨，这个与“扎西会议”、“遵义会议”息息相关的“鸡鸣三省”之地，同样浸润着鲜活的红色历史。这里的人民一直赓续着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不断用历史告诉我们：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现在正满怀信心、昂首阔步的迈向第二个奋斗目标。我们理当把使命担在肩上，让初心薪火相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争先，走在前列。唯此，方能不负人民不负党，方能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英雄不朽，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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