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30年：亲历者的口述》是对行政诉讼30年辉煌历程的回顾，以时间轴为主线，客观忠实地记录了张春生、江必新、应松年、黄曙海、马怀德、童卫东、于安等22位亲历者的口述经历，回顾了行政诉讼法立法过程，记载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从无到有，再到行政法律规范、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的逐步完备，以及从行政审判制度创立到蓬勃发展的历程。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立法议案几经修改的珍贵手稿、推动行政法治发展的重要案件审判现场的照片等，对研究我国行政诉讼发展历程具有极高价值。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社会法律体制下，有“法制”而无“法治”，对老百姓重义务而轻权利，强调百姓对官府的服从，缺乏权利救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彻底破除封建等级，但面对行政机关，普通民众仍然处于弱势，仍然“不知告、不会告、不敢告、不愿告”。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权力，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艰辛而辉煌的立法历程

　　本书采访了22位亲历者，包括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的参与者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创建者、推动者，他们中很多人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起这段历程时仍然记忆鲜活，经岁月沉淀的智慧指引着后辈前行。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一代代法律人对法治事业的执着追求，为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和贡献的热情与智慧。1986年10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由行政法学者和实务部门专家组成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之下。行政立法研究组先后拟定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1987年）。1988年，《行政诉讼法（草案）》刊登于《人民日报》，面向全国征求意见。之后几经修改，于1989年3月向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交正式立法草案。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通过立法亲历者的讲述，我们得以一窥当年我国顶尖行政法学者“华山论剑”的风姿。尽管受访者用着温和平实、风轻云淡的话语，但我们仍强烈地感受到立法过程中，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在不断的思辨、否定、扬弃的过程中，当年的先行者们逐步达成共识。比如：举证责任问题，应松年说：“行政诉讼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我们将这一证据规则写进了行政诉讼法，在当时的争论是很大的。后来国外的学者专门和我说，这一条规定写得特别好，实际上西方的行政诉讼也是实行这一证据规则，但没有从法律上明确下来。”再如诉讼类型化问题，应松年回忆：“最后讨论决定用判决类型化，也就是说法院根据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情况作出不同判决。当事人提起诉讼后，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违法错误的判决撤销，合法正确的判决维持。这样通过判决形式类型化就将行政诉讼分成了好几类，我认为这一方式简单方便。”这些争论的问题如今看来都饱含着立法先行者对国家法治、公民权利和诉求的极大关切和维护。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16起行政诉讼案件

　　行政诉讼的30年，是通过人民法院审理一个个行政案件中所发现的问题，依法审理后作出裁判，从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

　　书中第二篇记载了16起在我国行政诉讼史上意义重大的推动我国法治进程的案件。这些案件告诉读者，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是如何在行政诉讼法搭建的骨骼之上一步步努力让我国行政诉讼逐渐血肉丰满、肌体强健。

　　“全国第一起撤销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案”，江苏省淮阴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第二天，媒体便刊出题为《全国首例被撤销的公安行政案件》的文章指出：“他们告赢县公安局的案子，成了全国第一起公安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撤销公安机关裁决的第一起治安行政处罚案件。”

　　“中国首例农民告县政府案件”，农民包郑照父子起诉浙江省苍南县政府，打破了“民不与官斗”的古老谚语，在那个法治思潮刚刚兴起的年代，该案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是我国行政诉讼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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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像一位深沉的智者，将自己经历过的艰辛与辉煌娓娓道来，带着读者走过行政诉讼30年。这30年，是老百姓从不知告、不会告、不敢告、不愿告，到能够主动地运用行政诉讼，扞卫自己权利的30年；是行政机关从抵触行政诉讼、害怕行政诉讼监督，到接受行政诉讼监督的30年；是公民请求救济权利的范围、行政机关接受司法监督的范围，不断扩大的30年；是行政审判环境不断完善的30年。合上这本书，这位智者将继续坚定前行，让我们期待中国法治更辉煌的明天。

　　（作者为法律出版社高级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