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社
一个民族的辉煌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根基，一个时代的繁荣有赖于曾经走过的道路。对于历史的整体、趋势、价值判断，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历史感，形成对历史认知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孕育了伟大的时代精神。近代以来受欢迎的历史着作，多冠以“中国近代史”“中国史纲”“国史大纲”“中国通史”“国史讲话”等名称，以其纵观统揽、博观约取、纵横捭阖、明白晓畅着称于世。《中国通史大师课》赓续余脉，通过多位历史学家共话国史，带领读者开启一次通览中国历史的精神历程。
历史意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自从北半球这片四季分明的黄土地诞生了华夏民族的雏形，我们的祖先就逐水而居，在刀耕火种中制礼作乐教化天下，在仰观俯察中洞察天地运行的奥秘，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开启民族的盛世，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绵延不断，如同蜿蜒曲折的道路、宽广宏阔的河流，坚定执着地朝着既定方向前进。但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好古、疑古、信古到释古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传统士大夫尊崇儒家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认为最好的年代是三皇五帝，最好的制度是原始公有制和禅让制，最好的社会是《礼记礼运篇》中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1840年后，国人在刚刚觉醒的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失去了自信，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疑古学派兴起、“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论断，固然有现代学术方法的合理因素，但其思想背景还是外力打击下民族自信的崩塌。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彻底超越了好古与疑古的二元对立，为自己、为后人、为世界呈现一个古老而真实的中国。
《中国通史大师课》传递了可贵的历史意识，展现出当代中国史学家开放自信的心态、从容不迫的气度。这套3卷本的着作，由不同治学方向的史学家共同完成，有秦汉史、唐宋史、明清史，也有民族史、思想史专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各个朝代的描述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萃取精华、各有侧重，其中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勾勒一段新的、更接近真实历史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延续的、统一的历史，是“同一部历史”，不是不同历史的杂糅，是自发自为的历史，不是外界强加的历史。从二里头遗址到殷墟甲骨文，从青铜器的传播到丝绸之路的绵延，从《禹贡》中的九州到1935年的胡焕庸线贯通东北与西南，以旁征博引的恢弘气势，辅以笔走龙蛇、轻松写意的语调，平静讲述着一个古老国家每个成长的阶段，得与失的瞬间，所经历的社会关系变化、生老病死、喜怒哀愁，有物换星移的沉浮起落，有痛彻心扉的晦暗绝望，也有豁然开朗的欣喜若狂。只有以冷静的心态回顾走过的道路，以平静的语调重温昨天的故事，才会对中华民族的祖先多几分宽容的理解，对中华文明走过的历程多几分理解的同情。
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结论，伴着舒缓的叙事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读者。青铜器是如何铸造的，又沿着什么方向四下传播？董仲舒写《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用儒家伦理指导法律建设，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具有怎样意义？宋代是否就是史书上所写的积贫积弱？元代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何充满矛盾，以“九儒十丐” 的轻蔑态度苛待儒生，但又规定“儒户”世代读书不需纳捐？明代在开疆拓土上的保守如何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国运？历史中包含故事，但不仅仅是故事，更多的是静态的社会关系、交换冲突、经济危机和克服、环境变化和适应。只有廓清治学的方法，深入历史的细节，才能体会历史不能假设，但经验可以汲取，未来可以开辟。我们正是在对历史的唏嘘感叹中，吸取先人走过的历程，制定当下的策略，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
国家治理是中华文明的优势
美国学者福山在分析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构建路径后断言“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中国早已发明出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当我们探寻中国通史时，这种国家治理视角至关重要。
中国人的国家意识萌芽很早。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证明了“中原的先民并没有把青铜做成农具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像三星堆那样，把它用于巫术、祭神的东西来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做成青铜礼器，用来祭祀祖先，注重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立国的传统。南怀瑾将中国文化特征总结为“政治型”，核心是为公共事业谋福利，追求社会进步。2000年来，中国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的边界认识十分稳定，从秦代到清代，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国家是什么、群体和个体、权利和义务、祖先和子孙的关系认识，是清晰而连贯的。
国家治理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华夏文明不是种族的共同体，而是文化的共同体，每一个民族以交流、通商、战争、迁徙等不同方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也共享和贡献了国家治理智慧。本书第二卷讲到“五胡归华夏”的问题，指出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初期的五胡十六国，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胡汉关系，而此时的本质就是由表及里的汉化，从表层的直接使用前代中原王朝或华夏国家的国号；到中层的变游牧狩猎为男耕女织，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文化上遵从儒学孔教；再到深层的以苻坚为代表，“那些胡族血统、汉族文化、雄才大略的皇帝最想做成的事情就是统一”，实质就是认同了春秋大一统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
国家治理是继承创新的统一。每个时代都有制度层面的独特贡献，任何一个朝代的整体政策选择，都是基于所处的历史格局、外部压力下的合理选择。比如亚欧大陆10-13世纪，正逢北方民族活动的高峰时期，辽、夏、金、元不是一般的草原汗国，而是相当成熟的政权，此时中原王朝的核心作用不再体现为对统一大业的主导权，而体现为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宋代应运而生，以中央官僚制度的完善、地方机构的设置，科举制度“糊名”“誊录”等环节的改进，百官转对轮对、地方按察巡视、政府邸报发布，成为信息畅通的现代型国家。宋代社会生活和艺术品优雅从容，宋词与宋瓷交相辉映，营造出深厚简约的韵致，开启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沉淀期，其“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气质，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思维影响深远。
与大历史、大文化对应的是大制度。中国不仅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更有一整套包括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比如，历代制度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从魏晋开始，中国政治格局由东西之间的关系互动变成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融合，战略轴心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态的演进”。“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事物萌芽、起源、发展于东部，最后成熟、完成于西部，呈现出“龙凤呈祥”的态势。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和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本书反思近代“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考虑单方面的改革，缺少一次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变革”，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处的大变革时代，理解一系列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改革措施，理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蕴含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的气质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常态。中国江河湖海、山脉丘陵、高原平原、沙漠戈壁一应俱全，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地理气候条件丰富多姿，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特质的农耕文明，而是涵盖了农耕、游牧、渔猎、海洋文明的综合型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世界观早已内化为文明气质。
中国人从来渴望交流和了解外部世界，虚心向他人学习，就像铸造青铜器的“模范”，外模内范，任何外来的工艺、智慧一旦到了这里，就得到继承、改良、提升。汉武帝时面对未知的西域世界，张骞开辟“凿空之旅”，打通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从此东西方络绎不绝的商旅驼铃响彻千年，宗教、建筑、美术、音乐、舞蹈、器物等层面的交往纷至沓来。辣椒、胡桃、番茄、玉米的引入改变了食谱和营养；胡床胡凳改变了国人的坐姿；佛教思想的传入慰藉了中国人兵燹战火中的灵魂，也引入了四声韵律，改造了汉语语汇和音节，为唐诗宋词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代对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等胡乐胡舞的汲取，成为唐代豪迈开放时代精神的体现。明代自建国伊始采取了内敛的边疆和外交政策，但也开启了郑和下西洋、边境互市、隆庆开海的盛举。本书通过展示历史的细节，还原了中华文化蔚为大观、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场景，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精髓的理解。
真正的问题不是交流本身，而是交流的方式与途径。真正的关键不是封闭与开放的选择，而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居安思危、转危为机。面对历史的沉思，我们只能沉思历史，明清失去资本主义和外向型发展的先机，土地财政和农业潜力挖掘殆尽，传统治理方式遭遇危机，对于危机缺乏足够的警惕，没有改革治理制度来支撑应对，从而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00年的屈辱。按照史学家沃勒斯坦的观点，中国就像其他落后地区一样遭遇“低开发”，被强制性地变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从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数仁人志士力图再造文明、重塑神州，却都无法解决“老师打学生”悖论循环，实现启蒙和救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挣脱发展瓶颈、唤起内生动力的正确选择，成为打破世界体系、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唯一途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开万国未有之奇”。一个倒下来的古老民族重新站起，重获尊严与新生。在关键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把握住了机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中国这条宽阔深邃的大河，沿着固有流向奔向海洋。两岸的平原、绵延的支脉、冲刷的河谷、富饶的蕴藏，见证了苦难与沧桑，孕育了雄心和体量。中国永远不可能是小溪和山泉，只能作为大河一往无前，开辟、疏浚、拓展属于自己的命运。（林水田）
